郑雪倩：执法律“武器”支援白衣天使

 

                   

   

2020年2月8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发布“关于调整全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专家组成员的通知”，并公布专家组名单。这个由60人组成的“国家卫健委全国新冠疫情防控专家组”，被外界称为“智囊天团”。值得注意的是，新增的名单中，特别吸纳了卫生法学和舆情传播领域的专家。中国卫生法学会副会长、北京市华卫律师事务所主任郑雪倩正是其中之一。20年前，已经43岁的郑雪倩辞去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管理改革处处长的公职，创办全国第一家以医疗卫生法律服务为主的专业律师事务所。多年来，她在医疗法律服务领域“深耕细作”，早已是业内翘楚，参与了多部卫生法领域的法律起草工作。此次，作为全国唯一一位入选专家组的律师代表，郑雪倩在疫情防控期间已经参加过近10次专家组讨论会。“春节至今，可以说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围绕国家疫情防控、研判、评估及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建言献策。”郑雪倩在接受记者专访时坦言，直到接到通知参加国家卫健委会议，才得知自己是专家组成员，很有幸能为抗疫贡献自己的力量。

                               

                                      为“抗疫”建言献策
    如果说20年前，郑雪倩从医院管理岗位辞职之时尚有迷茫和些许犹豫，如今，她终于可以为后半生的律师生涯画一个圆满的句号，“一名律师能进入专家组，参与国家重大疫情的评估、研判和政策建议，是国家行政部门对律师行业的信任和尊重，也是对我个人在医疗卫生法律专业领域工作的认可。”新身份也意味着新责任。那段时间，专家组成员工作群里几乎每天都会发布与疫情防控相关的研判和政策建议，专家的书面建议一般需要24小时内提交，“时间紧迫，需要快速完成建议稿，对专家也是历练和要求。既要了解国家相关法律，又要熟悉医疗卫生专业。”郑雪倩说。其中，根据“加强公共卫生法律法规预案和监督机制的建设”主题，在疫情防控期间，郑雪倩还帮助国家卫健委组织了一次专家研讨会，“主要围绕我国公共卫生法律法规的体系现状、存在的问题展开，为完善传染病重大疫情的预警和监督机制，提出有效建议。”除此之外，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委托，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医院协会和中国医师协会分别组织开展“传染病防治法的修改完善”第三方评估工作。郑雪倩同时担任中国医院协会医疗法制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并担任第三方评估研究组组长。她介绍：“在中国医院协会、中国医师协会领导的指导下，组成七大专题组，进行国内外法律对比和国内法律梳理，并在全国33个省市自治区，开展16000个（人）样本调查，其中医护人员和医院管理者将近12000人，各级疾控中心1000人左右，各级卫生行政部门1000人左右，各级应急指挥部400余人。”仅用1个月时间，研究组就完成约50万字的传染病防治法评估报告和传染病防治法修改稿，并于今年6月上交全国人大科教文卫委员会并受到好评。

 

为医疗机构送去“及时雨”

 除了为国家疫情防控工作及政策提供专业法律建议外，郑雪倩还将抗击非典时期的宝贵经验发挥到了极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初期，北京的医务工作者们整装待发，驰援武汉。郑雪倩一方面要求所内所有律师联系顾问单位，询问医院及医护人员的法律需求，做好顾问单位的法律服务工作；另一方面，发挥医疗法律服务的专业优势，牵头在北京市西城区律师协会“应对疫情服务团”的基础上成立“医疗法律服务组”，面向社会提供法律服务。“如果病人抢口罩怎么办？医生护士可不可以正当防卫？疫情防控期间国家调遣，医务人员应当如何做？医院某科室能否单独接受物资捐赠？医院聘用的司机以存在感染风险为由，拒绝运送新型冠状病毒检验标本，医院怎么处理……”收集来的相关问题涉及诊疗突发状况、捐赠合同、劳动争议等多个方面。鉴于2003年抗击非典时的经验，郑雪倩迅速召集全所律师力量编写《医疗机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治法律指南》，就疫情防控中可能遇到疫情上报、医疗机构收治病人、紧急情况救治、防控中的医患沟通等12项常见法律问题进行解读，并于春节前以电子版和小册子的形式为全国各级医院送去“及时雨”，其中包括疫情较严重的武汉地区医疗机构。疫情发生中期，又紧急制作面向社会出版《全民防控新冠肺炎法律导读》一书，并购买1500本，免费发放给全国卫生健康委员会、北京市政府、司法局以及各医疗机构等使用，解答大家在疫情中出现的法律疑问，为全社会抗疫提供良好的法律指引。不论是当年的抗击非典还是如今的新冠疫情防控期间，医院都是疫情感染的高风险区，大家都对医院“避之不及”，但作为从事医疗卫生法律服务的专业律师，郑雪倩带领华卫所的律师们利用法律专业知识为“武器”，不畏风险多次奔赴医院，支援在一线“战斗”的白衣天使。2003年，由于郑雪倩在抗击非典期间表现出色，她被授予北京市政法系统防治非典型肺炎工作优秀共产党员，也是唯一获此殊荣的律师代表。2020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和抗击非典时相比，郑雪倩更能感受到新技术的发展给此次疫情防控带来的深刻改变。“2003年时，北京的医院可以说是‘重灾区’，网络相关的在线服务也没有现在便捷，大多数问题都需要现场处理，风险很高。今年疫情防控期间涉及最多的捐赠合同问题、法律咨询、线上会议，都能通过互联网‘云端’解决了。”但是，很多高风险手术、复杂的医疗纠纷处理等，仍然需要律师到现场履行“律师见证”等法律程序，帮助医患沟通，预防医疗风险，去现场服务的华卫律所的律师们依然面临风险，必须“做好防护，及时现身”。

 

为医疗法律服务“自立门户”

郑雪倩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可以说都在和“医疗纠纷”打交道。1987年，郑雪倩到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法律工作室任职，开始接触医院合同审核和诉讼案件。从一个对法律感兴趣的“小白”，到通过律考拿下律师资格证，郑雪倩只用了3年时间。尽管医院对此并没有要求，但是郑雪倩对自身的“高要求”从未放松，期间她还参加了自学高考，考取了法律专科文凭。之后，她又利用业余时间完成中国政法大学本科学习，并获得了学士学位。现在看来，也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定数。当初对法律学习的一腔热情和持之以恒，为郑雪倩之后顺利转型专业律师铺垫了道路。1988年恰逢医疗体制改革伊始，郑雪倩被推荐到医院管理改革处做负责人，负责全院改革工作，后任北大医院管理改革处处长。此时，全国正处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时期，医患矛盾也渐渐开始显现。到1999年，医患纠纷急剧上升。时任北京市卫生局医政处处长吕鹏在《北京青年报》上表示，群众提出市级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案例数量1997年为27例，1998年上升至71例，1999年比1998年又增长100%。彼时，医患纠纷矛盾凸显，医疗卫生法律服务人员仍是空白，当然也没有专门的律师事务所、律师来提供专业的法律服务。“原中华医院管理学会（现中国医院协会）会长张自宽希望有人来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专门从事卫生法律工作。”郑雪倩说，正是参与过医院管理以及做过兼职律师的双重身份，使她成了“最合适的人选”。“说实话，当时心里很矛盾，律师工作能将自身医学、法律知识充分利用，而那时能将两者结合起来的人并不多。”郑雪倩说。一番考量后，已到中年的郑雪倩还是放弃了处级待遇、稳定的工作，决定选择“另一种活法”，筹借资金“自立门户”——创办北京市华卫律师事务所，专攻医疗卫生法律工作。

 

为医务工作者“开班讲小课”

现实是，几乎每起医疗纠纷都非常复杂，发生的原因也各有不同。郑雪倩在担任各大医院法律顾问之时，代理的案件有时也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非典时期某医院侵犯患者隐私权案成为当年著名的十大案件之一；云南刺五加药物质量损害案，代表医院的她一人“舌战”代表药厂和患者的15名律师，这场经典庭辩令在场律师、检察官对她刮目相看，最后法官邀请她主持民事赔偿部分的调解工作，案件得以圆满解决。郑雪倩经过实践发现，我国当时医患纠纷的原因既有制度、体系的不足，也存在医疗技术水平局限、患者期望过高等问题。其中，医院和医务人员法律意识的缺乏、医院规章制度难以落实却是可以改进和完善的。郑雪倩深知医生压力之大、工作之繁忙，她代理案件之余，利用每天中午医生、护士吃中午饭的短暂休息时间“开班讲小课”，从患者知情同意的重要性，病历书写的法律规范到如何保护自身安全，进行正当防为；从科研新技术的临床应用注意事项到超说明书用药要如何规范……既贴近医疗活动实际又明晰法律风险，她的课越来越有名，曾有一年在全国给医疗机构授课百余场，甚至在西藏吸着氧气讲了3天的免费普法课程。2004年之后，郑雪倩经常作为《今日说法》等法律栏目的受邀嘉宾，对热点案例进行解读，让更多人了解案例背后的法律常识，进行社会普法。如今，医院的法律意识和风险意识已然提高，很多医院将法律培训纳入了医务工作者的年度考评项目。

 

为医疗纠纷化风险

“医疗纠纷案件主要分为医疗过失和非医疗过失两种，属于医疗过失的部分，医院会给予赔偿，相对容易解决。通常是非医疗过失的案件，比如基于医疗技术水平的局限、患者体质的特异以及新发疾病，医院认为没有责任不愿意赔偿、患者家属则觉得人财两空的结果难以接受，往往医患矛盾无法解决。”郑雪倩认为，不应该仅仅是解决一个案子，而是能够找到方法解决此类案件的矛盾点，继而推动立法完善，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她介绍，全国调研显示，有50%的患者所遭受的医疗损害，非医护人员的过错所致，过去司法实践中，对于此类案件的处理向患者倾斜，即便医院没有过错也会承担一部分赔偿责任，归根结底是因为患者一方缺乏救济途径。在《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起草制定之时，郑雪倩基于以往经验，多次呼吁针对非医疗过失的医疗损害建立医疗风险基金，构建风险共担机制。同时，制定基金领取的相关标准和监督机制，由政府推动落地实施。2018年10月起施行的《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专门规定了“国家建立完善医疗风险分担机制，发挥保险机制在医疗纠纷处理中的第三方赔付和医疗风险社会化分担的作用”。郑雪倩的建议得到部分采纳，但她并未停下脚步，作为实务专家她依旧活跃在卫生领域相关法律的起草工作中。同时，在医疗纠纷“有备无患化风险”的路上尝试各种努力。大约3年前，郑雪倩带领的团队开始与北京各大医院合作，开展手术律师见证（以下简称手术见证），对于疑难重症以及存在重大风险的手术，让律师提前介入术前谈话，“律师作为第三方，为医患双方建立一个沟通平台，帮助患者询问确认是否理解医生讲解的相关风险”。“项目开展以来，经过手术见证产生的纠纷仅有1例。就北京某知名三甲医院来说，1年手术见证有300多例。”郑雪倩认为，手术见证是将医疗风险管理前移的有益尝试，是手术风险的合理分担，有利于保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从而达到减少医疗纠纷的目的。今年，北京某知名三甲医院多了一张常驻律师的办公桌。